家学对曾国藩理学思想形成的影响

清代学人曾国藩,惯以理学修身治世。然其理学启蒙之路归功于父祖辈开创之家学。父祖两代皆为理学信徒,平日谨守伦理规范,亦步亦趋,治家育儿既重言传更重身教。受祖父之训（恪守礼制、经世济民）和父亲之教（孝亲育弟、事君为孝）的双重熏染,曾国藩少年立志,潜心于理学数十年,汲汲于内圣外王之业,笃实践履,终成有清一代理学名臣。     

牟润孙经学史研究述评

牟润孙博通经史,在海内外享有盛誉,可惜学界重其史学而略其经学。他不仅对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、《公羊传》等经书的文句与义意有独到的解说,也对汉魏以来的经学变迁作了别致的探讨,各种具体研究成果引人瞩目,但最值得指出的是,他根据经史同源的原理,作出“经学皆史学”的论断,再反思两汉以来经史分合的利弊得失,提出“经史合一的史学”说,堪称晚年定论。牟润孙在其学术臻于精熟之际,针对现代中国经学消亡、史学西化,力矫时弊,从经学史的苦心探求中,彰明中国古代经史合一的优良传统,期望恢复“经史合一的史学”,融经学入史学,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指明方向。     

从经典诠释管窥王船山厚德隆礼的家风情愫

船山思想多是对六经开生面而形成,从船山对经典的诠释中可以管窥其家风思想：船山家风思想强调修德立己,以礼处世。特征为厚德隆礼,既重视个人德性修养,又重视外在的礼之践行。其逻辑理路表现为由德而礼、由内而外。在家风培育方面,王夫之更是强化人之道德品质,强调从礼教入手,借助德化、礼教培育家风。     

论《中庸》之“中”与“诚”

商周时代人们信仰上帝鬼神,春秋战国时期老子提出了以“无”为本的哲学本体论。至子思,则提出以“中”和“诚”为本的哲学本体论。子思认为,“中”和“诚”虽无形影,却具有与上帝、鬼神一样的至上性和神妙性,它已经不仅是一般学者所理解的“时中”之“中”和诚信之“诚”,它同时是“天下之大本”和“天之道”。后世儒者因而称子思善于“体道”。大凡“本体”问题,皆很难证实或证伪,但将“中”和“诚”视作“本体”,便使之进入了信仰的层面。子思在孔子创立仁学的哲学思想体系之后,又建立了“中”和“诚”的哲学思想体系,从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儒学思想。     

论范仲淹的佛禅思想及其人格精神

范仲淹的一生志在致君尧舜。《岳阳楼记》中他“尝求古仁人之心”,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的思想俨然带有佛家的意味。融合儒释思想的范仲淹为后来的士人树立了“宠辱不惊”的独立人格典范。他的一生都在追求和践行大乘菩萨道“悲心宏愿”的最高境界,为世人诠释了“有无之境”的完美统一。     

山长的出身与岳麓书院的千年发展

岳麓书院的山长多为官学出身,或有任官经历。山长的出身也就决定了岳麓书院有着不同于其他书院的官方背景。山长多为湖南籍,这体现了岳麓书院的地域性特色。岳麓书院山长的出身对其发展有着深远影响。     

《论语》“先进”章诸家注译考辨

诸家在《论语》“先进”章的分歧体现于字词意义、句式结构、语句内涵等方面。细致考辨之后,清人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之说,在上述三个方面皆最为可信。今人杨伯峻依其所作的翻译也甚为可取。然而,刘、杨之说确实存在与史实不合之处。不过,只要将其中的“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”与“先有了官位而后学习礼乐” 修正为“先学习礼乐而后有资格做官”与“先有资格做官而后学习礼乐”,即可圆满融通。     

秦代吏治管窥——以秦简司法、行政文书为中心

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的秦代法令,对官吏的管理非常严格,这对于培养官吏奉公守法、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,无疑具有促进作用。在专制君权缺乏有效制约的情况下,严格的吏治既可以使励精图治的君主政令得到有效贯彻,也可以使暴政的危害迅速扩大。     

郭嵩焘《礼记质疑》研究

《礼记质疑》是郭嵩焘最主要的礼学专著,历来学者对其褒贬不一。文章在对《礼记质疑》进行较深入的研究后,不赞成对该书过分地贬斥,认为该书虽有不少疏失,但其中言之成理的意见亦不在少数,甚至可以说,该书于治礼发表了一些较好的意见(观点)。     

湘西南道教造像记中所见祖先崇拜

湖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藏有大量道教造像记,其中不少造像记中所提及的像尊,姓名中都带有“法”字。这些带有“法”字像尊的原型,有许多都是造像者的祖先,它们多来自于湘西南地区,撰写的年代自明代至民国都有。这些造像记显示,任何的祖先崇拜都不是因为单纯地怀念祖先,而总是夹杂着世俗的愿望。造像者希望通过造像而得到像尊的庇佑,从而渡过难关。